大卫•铃木（David Suzuki）博士和其他生态学家都曾通过水藻30天从生长到灭亡的事件，提醒我们要更加谨慎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某种失衡条件下，当水藻占据一个湖时，它们是呈指数式增长的，数量每24小时翻一番。到了第30天的时候，它们已经夺走了水中所有的氧气，杀死了所有其他生物，而其自身和整个湖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想象一下，第29天时，水藻只是覆盖了湖的一半。要是不考虑其隔天数量增加一倍的性质，似乎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相对而言，人类作为单一物种，不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也在呈现指数式增长，我们现在处于第几天呢？

在电影《无语问苍天》（Awakenings）中，一个从小患了脑炎的老妇人多年来只能坐在轮椅上纹丝不动，对外界任何刺激都毫无反应，但是有一天却伸手抓住了奥利弗医生投来的网球！当医生被追问是什么原因时，他说，她借助了接住球的“愿望”。其实，人的一生都在借助愿望，借助身边和远方任何给予我们影响的人的愿望。愿望一旦失去了，我们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对于有生命的可持续的商业来说，愿望也应该能描述公司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公司借助了顾客的愿望，顾客的愿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土壤！

这么多年来，我们试图化解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企业人士之间的许许多多矛盾斗争时，我们也许一直都找错了方向，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问，“我们该如何拯救环境？”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我们该如何拯救商业？”。中国有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企业既是问题所在，也必定是问题的部分答案所在。我们以为经济力量只会剥削人和破坏环境，尽管到目前为止，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也将继续是这样，但这不是企业的内在本质，也不是自由市场的必然产物。它只是目前商业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结果。它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一场重大改变。

酵母菌的生存通常需要单糖作为营养，如果周围环境单糖短缺，它们就通过分泌转化酶将复杂些的糖转换成所需的单糖。这个消化过程是在细胞膜和细胞壁之间进行的。这对于单细胞生物来说，就相当于是在体外的“公共场合”中进行了。这些产生的单糖会扩散到群体中和其他个体共享。有的酵母菌因为基因突变，自己无法产生转化酶，它就依靠周围劳动者们的成果生存下去，成了名副其实的“投机者”。在这个群体中，双方共享资源，但劳动者承担生产成本，理论上投机者似乎更有优势繁殖，直到耗尽所有单糖资源走到末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吗？

正如经济和环境可以共赢，工作与生活之间同样可以以某种方式和谐统一。这样的人在范•琼斯（Van Jones）所著的《绿领经济》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要享受顶级绿领生活，就要具备蓝领的体魄、白领的知识，才能利用自然和社会的条件创造出绿色的和谐生活。这是一种善待自己也善待环境的方式，它建立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的开阔视野上，而不仅仅是“我要给家人买辆车”。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依赖环境生存，要想自己和家人快乐，就要善待环境，有一颗平和宽容的心。可以说，绿领是一种精英意识的平民化，一种在精英带动下全社会对自然生活的回归。